上海凤凰去年净利减七成 计提ofo坏账4107万元

发布时间:2019-04-20 18:03:26      来源:

本文获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1月13日下发的《民事判决书》显示,东峡大通应向凤凰公司赔偿货款本金6815万,并按照年化利率6.525%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该案诉讼律师费亦由东峡大通承担。

1月11日,上海凤凰称,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主持调解,公司子公司凤凰自行车与东峡大通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确认包括结欠货款、律师费、利息(截至2018年11月20日)等在内,东峡大通共应付凤凰自行车7191.61万元。

当时公告称,同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扣划东峡大通被冻结款项(截至2018年11月20日)2804.05 万元并支付给凤凰自行车。剩余款项分期支付。凤凰自行车已于近日收到法院划转的东峡大通被冻结款项2792.61万元。

财报表示,由于公司管理层预计上述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将由 OFO 销售所形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作为关键审计事项进行关注,资产减值损失涉及金额4107万元。

此前4月15日,上海凤凰自行车有限公司总裁王朝阳向新京报记者表示,2019年共享单车行业正在比较健康发展    创业板指鑫东财配资    。此外,ofo小黄车的欠款正在陆续正常回收。

上海凤凰认为,2018 年以来,作为共享单车主要生产供给方的自行车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因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占用了自行车企业大量流动资金,而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新品研发和市场开拓的投入严重不足。2019 年,随着共享单车发展进入拐点,共享单车对传统自行车行业的冲击趋势正在逐步减缓,国内自行车市场将逐步走向复苏。

招行出资50亿元筹建理财子公司获批

理财规模仅次于工商银行、稳居行业第二的招商银行,其理财子公司筹备进展一直颇受市场关注。

招商银行昨日晚间发布公告,已于4月18日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筹建招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这意味着,招行确与光大银行同步获批筹建理财子公司,成为第一批获批筹建理财子公司的股份制银行。

此前,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行理财子公司设立已全部获批,并有望在上半年开业。此番股份行逐个获批也在市场预计之中。

去年3月,招行公告称,拟出资50亿元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 招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相较上述批复,在名称上略有不同,变为招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招银理财 。

根据《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银行理财子公司机构设立须经筹建和开业两个阶段。招行昨日向记者表示,招银理财将在规定的六个月筹备期届满前提交开业申请,在获得银保监会开业核准后,领取金融许可证、办理工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届时,招行资管将正式进入招银理财新阶段。同时招行称,成立招银理财将有利于招行不断巩固和扩大资管业务的优势。

据记者了解,自去年 官宣 将成立理财子公司以来,招行即开展筹建工作,包括制度建设、系统开发、人员招聘、投研能力打造、新产品创设和老产品转型等。

在今年3月的业绩发布会上,招行高管表示,理财子公司正在紧锣密鼓筹备,届时很多理财产品主要满足本行的零售战略,在定位上仍以固收类和现金管理类产品为主,此外也将加强权益类市场的研究。

截至目前,招行理财产品余额约2万亿元,表外理财产品募集资金余额在商业银行中排名第二。其中大    黄金期货鑫东财配资    约80%流向零售客户。

对于招银理财与招行的关系,招行相关负责人表示,理财子公司以独立管理、风险隔离、市场化运作的原则设立、隔离,但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招行母体。未来理财子公司作为招行的全资子公司,其战略定位是依托招行体系化优势,既要回归 受人之托代客理财 的资管业务本源,又要秉承 一个招行 的思想,服从于招行 一体两翼 战略定位,聚焦于招行核心战略,服务于招行核心客户。

在去年底的一次机构调研中,招行董办表示,招行资管部是一个超级产品部门,将整体平移到子公司。此外,招行与理财子公司的销售分润也成为市场关注要点。招行董办表示,短时间内新的子公司销售渠道难以搭建,而招行销售渠道又比较强,短期内主要还是依靠母行。总的来说,主要是在内部核算、激励机制方面,把分行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企业外汇套保亏损“大揭秘”:杜绝不了的投契诱惑和对赌
“我们建议一些拥有境外银行的授信额度,以及优秀的企业评级与财政数据体现的外贸企业,可以思量去香港离岸市场举行外汇套保,其操作成本差不多是境外美元/人民币远期掉期生意业务点位 100多个基点,比境内低了不少。”


  “做了两年外汇套保,没想到落得年年亏损的尴尬局势。”一位高端机械制造企业财政总监薛楠向记者直言。


  在她看来,外汇套保属于套期保值营业,理应不会亏损,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已往两年这家企业外汇套保方面的亏损划分到达200万元与400万元,而同期企业利润不外4000万元。


  记者注重到,遭遇类似外汇套保亏损逆境的企业为数不少,甚至不少企业基础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亏损的”。


  一家外资银行汇率剖析师向记者直言,当前能给企业提供外汇套保的套期保值生意业务计谋不少,包罗静态对冲、转动对冲、转动分层对冲、成本汇率对冲等,但由于这些金融衍生品生意业务计谋存在很高的杠杆性、庞大性与风险性,令许多企业一方面难以“驾驭”其风险特征,另一方面在套保名义下行“投契赚钱”之实,进一步放大外汇套保的风险。


  他透露,在外汇套保领域,当前差别类型企业还存在南北极分化迹象:一面是越来越多跨国企业过于“守旧”,将绝大多数外汇风险敞口都用外汇套保计谋锁定汇兑成本控制汇兑风险,甚至有些能轻松实现套保赢利的时机都绝不到场;一面是不少民企过于“激进”,容不得外汇套保计谋在一段时间内泛起“浮亏”,一泛起浮亏就贸然改变计谋,追随市场汇率颠簸开展投契生意业务,反而因难以精准掌握汇率走势而引发套保亏损。


  履历多次外汇套保亏损后,不少企业最先实验引入“保值”与“增值”目的有条件共存的外汇套保治理系统,即对纳入“保值”目的治理的外汇风险敞口设置最低比重,确保相关的外汇套保操作流程不受市场汇率颠簸、企业家盈利诉求等因素影响;与此同时,企业也会留出一定比破例汇风险敞口,追随市场汇率颠簸举行生意业务,获取响应的汇兑收益。


  “不外,这套新的外汇套保治理系统能否周全落实,尚需时日。”上述外资银行汇率剖析师坦言,由于企业各个营业部门在汇率风险治理历程存在着差别权责关系与矛盾冲突,其落地同样可能中途而废。


  单边评估审核之“过”


  在薛楠看来,已往两年这家企业外汇套保接连亏损,就是吃了频仍调仓的亏。


  2017年6月,鉴于其时人民币汇率最先反弹,她所在企业决议通过买入一年期的、执行价在6.5-6.6的购汇掉期协议,锁定70%美元购汇对外付款需求。


  “其时我们预期昔时人民币汇率会在6.65上下颠簸,因此这个购汇掉期协议能资助我们节约约200万元的汇兑成本。”她回忆说。


  没想到2018年头人民币汇率连续大幅上涨一起突破6.4整数关口,企业高层再也“坐不住”了——他发现按市场价钱6.4购汇,比起掉期协议约定的6.5-6.6汇价更低,于是一再要求企业套保团队迅速打消原先的购汇掉期协议,转而盯住市场汇率转变“随行就市”,选择最低汇价购汇缔造汇兑收益最大化。


  “早先收益还算不错,但厥后就扭赢为亏了。” 薛楠透露,究其缘故原由,相比专业投资机构外汇生意业务团队能时时凭据人民币汇率大幅颠簸,捕捉到最佳生意业务汇率,企业套保团队的市场反映往往“慢一拍”,频频购汇操作都买在比力差的汇率价钱,导致企业最终购汇成底细比此前掉期协议还横跨不少,最终2017年底整理时,外汇套保反而损失约200万元。


  令她没想到的是,同样的错误,在随后一年再度上演。


  2018年4月,人民币汇率泛起较大幅度快速下跌,因此企业套保团队判断未来一年人民币汇率中枢值可能会在6.8-6.9之间,便与银行签署一年期的、执行价在6.8-6.85的购汇掉期合约。


  “去年9月人民币汇率一度跌破6.9,企业高层还专门表彰我们,由于这份购汇掉期协议让企业省下近百万元汇兑成本。”她回忆说。随着去年11月以来人民币汇率连续回升至6.8上方,企业高层又不开心了——由于他们以为这份购汇掉期协议会让企业年底集中购汇操作遭遇浮亏,爽性又作废了这份购汇掉期协议,改由套保团队随行就市般盯住汇率颠簸寻找最低的购汇汇价。


  可是,企业套保团队“慢一拍”的市场反映,再度拖了后腿——由于在去年12月汇率大幅颠簸时代没能捉住最低的购汇价钱,导致企业购汇成本又增添不少,整年核算下来,企业不光没有赚到一分收益,还因去年底集中购汇时代的一系列错误汇价购汇生意业务,损失了400万元。


  她回忆说,为此企业高层要求整个套保团队举行反省——为何企业会两次跌进“同样”的外汇套保亏损旋涡。


  “套保团队实在也很无奈。”她直言,这背后,是企业针对套保操作的单边评估审核机制所致。


  所谓单边评估审核机制,主要是企业在对套期保值审核时,只关注外汇套保方面的亏损,而不是将外汇套保的盈幸亏失,与营业端风险敞口收益联合起来一起评估。


  详细而言,企业锁定的外汇套保计谋,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因汇率颠簸较大而泛起浮亏,但对营业端而言,响应套保计谋却让企业降低了产物出口价钱,或压低了原质料入口成本,因此审核外汇套保绩效时,企业应将营业端盈利与外汇套保端亏损举行综合评估,给予套保团队一个客观的业绩评估。


  “据我所知,多数企业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上述外资银行汇率剖析师向记者透露。通常情形下,只要外汇套保泛起浮亏,企业高层就归罪于套保团队操作失误,最先“干预”既定的套保计谋,彻底改酿成随行就市的投契赢利模式,最终由于企业套保团队不擅于短线投契生意业务,而引发外汇套保亏损。


  一家大型企业外汇套保团队卖力人向记者直言,单边评估审核机制的存在,也导致套保团队要么患得患失,要么过分激进,不光无法有用解决企业外汇风险敞口的对冲问题,还令企业背负更极重的谋划压力。


  这详细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企业套保团队深怕套保计谋亏损被问责,因此选择消极不作为,即能不到场套保,就不到场套保,转而将汇率颠簸给企业产物出口与原质料入口带来的价钱压力,悉数转嫁给采购销售部门,导致企业谋划压力骤增;二是企业套保团队被迫到场市场汇率走势的判断,令整个套保计谋投契味道十足,稍有不慎也就亏损收场。


  在该卖力人看来,单边评估审核机制之以是在众多企业外汇套保环节省行,也反映不少企业高层的逐利心态——他们自己也希望外汇套保能盈利,驱动企业外汇套保计谋趋于投契化与功利化,甚至泛起外汇套保头寸规模限期与企业现实外汇风险敞口对冲需求不匹配,潜伏庞大的套保亏损隐患。


  “实在,若企业一如既往地坚持最初的外汇套保计谋,不因市场汇率大幅颠簸而频仍调整,许多企业的外汇套保是可以扭亏为盈的。”他指出。他们内部曾做过一项比力,即将最初的外汇套保计谋与频仍调整的汇率生意业务计谋现实收益做了对比,发现前者只管在多个时间段泛起浮亏,最终它照旧实现了企业当初的套保预期目的,但后者非但没能实现预期目的,还拖累企业分外亏损不少钱。


  记者多方相识到,今年以来越来越多企业意识到这个问题,最先引入“保值”与“增值”目的有条件共存的外汇套保治理系统,


  “但操作起来,照旧存在不少问题。”薛楠告诉记者。在现实操作历程里,她时常遇到三方面压力:一是企业家发现针对保值目的的外汇套保计谋在一段时间遭遇浮亏,又会努力建议是不是应该调整计谋“扭亏”;二是营业部门时常会投诉,企业套保团队制订的“保值”目的套保计谋让他们出口产物的订价略高于竞争对手,对出口销售组成倒霉影响,要求套保团队迅速修改套保计谋,令出口产物价钱响应降低以增添竞争力;三是套保团队内部成员也存在差别“意见”,随着企业将外汇套保审核机制调整为套保盈利越多,业绩奖金越高,这些成员以为若将大部门外汇风险敞口完全根据“保值”目的举行套保,响应的套保盈利缩水,就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不如加大“增值”目的的外汇套保比重“博一把”。


  “事实上,一个企业的外汇套保操作,要彻底杜绝投契赢利头脑,绝非易事。”她直言。


  成本压力引发“对赌风险”


  值得注重的是,企业之以是在套保名义下行投契之实,也与他们盼望降低套保成本存在着较大关联。


  一位外贸企业卖力人向记者直言,当前他们利润率不到5%,已经无法蒙受日益高涨的套保操作成本——原先,银行给到这家企业的远期购汇掉期生意业务操作成本是1-2年期美元/人民币远期掉期点位 150个基点,在去年8月央行提高银行远期售汇外汇风险准备金后,这个价钱调高至一年期美元/人民币远期掉期点位 400个基点。


  “其时我们以为远期外汇掉期生意业务操作成本已经偏高了,但为了最大限度制止汇兑损失,照旧咬咬牙签了合约。”他告诉记者。但今年3月以来越来越多加仓人民币国债的外洋投资机构纷纷买入18个月-3年掉期合约降低汇率颠簸风险,导致两年期美元/人民币掉期点位4月以来从512点上涨到617点,一年期掉期点位从153点上涨到175点,令他感应自己外汇套保的生意业务成本都快要吞噬企业大部门利润了。


  已往两周,上述卖力人所在的外贸企业不得不削减部门中恒久外汇掉期合约头寸,转而靠自身的汇率操作履历去“赌汇率”。所幸4月以来人民币隐含颠簸率急剧下降,令6个月掉期生意业务点位4月以来从58.75点仅仅上涨至59.5点,让他转而决议按6个月外汇掉期生意业务举行转动对冲,由于此举不会吞噬企业大部门利润。


  在上述外资银行汇率剖析师看来,这背后,是海内中恒久外汇掉期生意业务成交量与流动性不足,只要外洋投资机构加大中恒久掉期生意业务的外汇套保生意业务,其掉期合约点位涨幅就远远高于短期掉期生意业务,给企业带来新的套期保值操作成本上涨压力。


  “因此我们建议一些拥有境外银行的授信额度,以及优秀的企业评级与财政数据体现的外贸企业,可以思量去香港离岸市场举行外汇套保,其操作成本差不多是境外美元/人民币远期掉期生意业务点位 100多个基点,比境内低了不少。”他指出。但现在能开展上述操作的,主要是大型外贸企业,多数中小企业被挡在门外。


  其间部门中小企业选择前往新加坡到场人民币汇率期货生意业务举行套期保值,只管其生意业务成本更低,但由于其缺乏足够流动性,一旦汇率期货价钱泛起大幅异常颠簸,企业期货端的亏损额很可能大幅凌驾境内营业端盈利额。


  在他看来,这也是近期不少企业决议剑走偏锋的主要缘故原由之一。


  为了降低套保操作成本,这些企业在买入外汇期权举行套期保值同时,还会卖出一份外汇期权,从而令套保计谋实现收支平衡。


  “这种看似降低外汇套保成本的做法,实则蕴含庞大风险

。”一家股份制银行金融衍生品部门卖力人透露。克日他遇到一家企业,为了最大幅度降低外汇套保操作成本,在2018年5月买入一年期的、行权价在6.75的结汇期权同时,还卖出了比买入期权生意业务规模横跨三倍,行权价在6.95的售汇期权。

  企业原先的算盘,是未来一年约定生意业务时间内,即便人民币汇率低于6.75,企业也可以根据6.75汇价结汇以获得更多人民币头寸并实现套保收益,但他们没算清晰的是,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低于6.95,企业就必须应生意业务方要求,以四倍生意业务规模按6.95卖出美元头寸给对方,导致套保亏损。


  “其时这家企业不以为人民币汇率会再度跌向2017年年底低点迫近7整数关口,因此容易允许了生意业务方的上述对赌要求。”他透露。没想到去年10月人民币一度跌至6.97,导致企业一下子被迫按6.95出售了逾万万美元头寸,令整个套保营业陷入巨亏。由于这家企业每年现实结汇量仅有200-300万美元,基础拿不出近万万美元用于交割,迫使企业不得不四处筹措美元头寸,反而增添了不少财政成本。


  在他看来,这无形间凸显外汇套保金融衍生品潜伏的庞大风险。


  “与其他金融产物差别,外汇套保类金融衍生品生意业务具有高杠杆、高隐藏和高风险特征。”他指出,许多企业基础意识不到自己将会在外汇期权对赌历程负担多大的亏损风险,究竟这类期权类衍生品不需要银行流水账单,也无需改变企业现金流,导致企业想固然地以为“风险可控”,但一旦倒霉于企业的相关外汇期权产物被触发执行,就会大幅打击企业的现金流与利润,甚至导致企业直接停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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